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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真相背后的真相

作者：元氏森林

发生在人类历史中的真相，共分三类。第一类是事件的本来的真相；第二类是持有不同立场和从不同角度思考的观察者的描述中的真相；第三类是根据不同描述而复原出来的真相。

【中日之间的恩怨】

从甲午战争到侵华战争,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经久不衰”的恨之入骨，很大程度并不是弹丸之地的日本竟然曾经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土地上作威作福。侵略战争作为历史名词，本不应该在新的世纪成为阻碍中日两国人民携手并肩的路障。但关于日本７３１细菌部队用中国活人作试验和发生在南京的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却成了中国人心中一个永远的痛，成为横亘在中日两国的官方和民间之间的一道高高的城墙。虽然我对７３１细菌部队的“大屠杀、变态的奸淫、毒气实验、细菌实验和性实验”不是怎么了解，但以我今天的理解力，我仍然会怀疑日本军医们“把食道和大肠直接连接”的结果就象我们中国人说的那样，是为了“让该中国受害者不断地吃东西也只能眼睁睁地饿死。”我更不相信日本的兽医会做出把中国人的“胳膊接到大腿上”。这样的医术就是放在今天也是不可能的。还有日本兵带中国人血亲相奸，兽奸，吃中国人肉，喝中国人血，以及发明出的各种各样的处死酷法。对这些花样百出的罪行，当时的中国人和很多年后仍然有很多中国人信以为真。这除了增加日本人的残忍和兽性，除了让中国人更加是非不分，我不知道，这样的不负责任的夸夸其谈，还有什么别的用途。其它的还有的什么“万人坑”，用一个金字塔一样雄伟的名字，但实际上在中国出现的大多数万人坑里面只有几十具尸体，还不能明确的说出那是怎么死的，索性一股脑都推到了日本人身上。近年在网络上一路飙升的对日本国和日本人的侮骂，已经到了令人发紫的程度。民间的抗日情绪的高涨，也只是近些年来的事。而在此之前，中日两国是欢歌笑语。可见这些爱国青年的高涨的情绪和我们国家的官方的动态是不谋而合的。

假如你今天在网上随便说一句有利于日本人的话，你就会被蜂拥而来的爱国青年乱砖砸死。对于日本人，很多的中国年轻人都抱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任何试图为日本人说话的人，都将有被打成卖国贼的危险，都将有成为中华民族千古罪人的可能。倘若有人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样说：“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人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我想，这个人在今天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但说出这样真话的中国人确实有。而且那还是在很多年以前。居然如此不知天高地厚说出上述讲话是我们国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这是他在1956年6月27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的。不过，它曾很长时间几乎不见诸国内的报端，沉寂了30年后，这段话才渐渐浮出水而为人所知。

“据有关史料载：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国还有一部分日本人留发东北解放区。据当时东北的调查统计，粗略知道的日本人数有12016人，加上遗漏的共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他们都在第四野战军10纵队工作过的医生，护士，宣传队员。代表团成员大都参加了四平血战，三保临江，四下江南。林海雪原剿匪，黑山阻击战，锦州战役。尔后四野百万雄师入关，他们又参加了平津战役，百万大军下江南，一直队队打到海南岛。”

但在另一部分人眼中，日本人却成了人类当中的比魔鬼还邪恶十倍的东西。张纯如曾经就为此长歌当哭。并著书来还原中国人那段催人泪下的苦难史。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托兰讲到日本的国民性时，曾经这样说过：“大和民族与世界上的其他任何民族都不相同，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与常规相反的。平常人喜欢熟食，而日本人却喜欢生吃；平常人或卧或坐，而日本人却喜欢跪着。因此，日本人“示爱”的方式也与常人迥易，比方说在南京，松井为了显示他对南京人的“爱怜”，就放纵他的兽兵，烧杀淫掠，无恶不作。”

【“南京大屠杀”的定义及其在中日两国的影响】

在指出日本人的滔天罪恶中最罄竹难书的，当数日本人侵略中国时在南京儿犯下的大屠杀罪行。

“南京大屠杀”是指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以后，发生在南京城内（以明城墙为界），日军对“我”手无寸铁放弃抵抗的军民长达六周的血腥屠杀。日本兽兵在南京烧杀强奸，无恶不作。中国人血流成河，死难者三十万人以上。

“南京大屠杀”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45年的远东战后法庭即东京审判的以“六人委员会”为核心的控方文件中，东京审判时认定的数据是大概“10余万”和 “20余万”，而且地址还是南京及南京附近。日方无论官方，左翼，右翼都不承认30万这个数字，中方自1945始的实际考察得出的有据可查的“遇难人数” （所有军民死亡数）有四万，五万，八万等数种结论，没有得出超出十万的数据，“30万”是采信受害者回忆等间接证据得出的结论。“30万”是“遇难人数”，并非“屠杀”了三十万人。即使是中方，在任何正式场合，正式文件里都没有“屠杀三十万”的说法。中方所有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官方考证工作，自1985年邓小平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题词后全部终止，“30万人遇难”被确认为“官方数据”。 1982年后，日方多次表示愿成立两国联合调查小组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系统调查，中方以“没必要”和“已经定了”加以回绝。

【被“误会”的松井石根大将】

中国人一直以来都说南京大屠杀是靖国神社甲级战犯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下令的；但事实证明不是他。在日军攻占南京城时，军事指挥官是朝香宫。在日军进城前，松井石根曾经下过一道命令，这道命令到了中国人眼里，就成了“发扬日本武威,慑服中国”。但这道命令的真正意思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理解中的这个样子的。它的原意是：“发扬“日本的荣誉和光辉，加深中国人民的信任……尽可能施恩和保护中国军民。使中国人眼前发亮，从而使他们对日本产生信任感。”其余的内容是：“帝国军队进入一个外国的首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将为世界所嘱目。因此，不得让任何部队在纪律松懈的情况下进城……要让他们事前知道要记住的事项和城内各国权益之所在。绝对不许进行抢劫。必要时要布置岗哨。即使是出于大意而强占财物或引起火灾，也要严加惩处。要派许多宪兵队和辅助宪兵队与部队一道进城，以防止违法行为的发生”。

后来在入城前，松井石根又颁布了一条军令，内容如下：“作为举世瞩目的大事件将为将来树立榜样，绝对不许各部队乱闯，友军相击、违反法规等事。”后来，当松井石概闻知自己的部下在南京城肆无忌惮地抢夺杀人强奸时，他那张身经百战的脸上立即挥泪而下。虽然攻占南京后在南京主持军务的另有他人，但松井石根作为侵华日军的的司令官，对于自己军纪不严，部下为所欲为，给南京城造成了千古的灾难，仍然是难辞其咎。这只是松井石根军纪不严的过错。如果按我们认为的那样，日军在六个星期之内有计划有组织地屠杀了30万中国人，松井石根也就没必要一掬同情和伤心之泪了。在杀了30万中国军民之后，却又假仁假义在日军士兵面前痛哭流涕，这样稀奇的事，就是丧心病狂的人也绝对不可能做得出来。

【焚尸灭迹的矛盾】

在３０万这个数字上，中国人异口同声。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家和民间都斩钉截铁地说那３０万中国人是死于日军的血腥屠杀，而这样的惨绝人寰的屠戮如果不是日本军方高层的命令，那么，日军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但我们现在根据披露出来的史料才知道，日军军方高层从来没有下达过屠杀平民的命令，也没有下达过处决战俘的命令。只是在命令的用词上采取了“处理”一词。所以，我们认为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并没进行有计划的集体屠杀。这种说法从来都是中国人自己说的。是毫无根据的。是我们错误的判断。中国一直坚持日军在南京城把19万中国尸体毁尸灭迹，但后来根据拉贝的日记和红十字会的记载，很多中国人的尸体在南京大街小巷横陈着长达一个多月，日军仍然不许中国人收尸。一边是让死去的中国人曝尸街头（中国的研究专家说是有明确证据的是１６万——慈善团体的收尸证明——之多）这些人一直躺在南京的安全区外，直到日军充许收尸）一边又是“做贼心虚”，让另一部分中国人的尸体“销身匿迹”。（我们现在如何来解释这自相矛盾的现象呢？）曝尸的大约有１６万，而匿迹的有１９万（两都有重叠，所以我们国家的学者们推断死于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在３０万之上。）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日本人让这十几万的中国人的尸体躺在光天化日之下，却又要运用军力军械，自己动手（因为从来就没有人证据说是中国人参加“焚尸灭迹”的工作的，所以，这样繁重而腥臭的工作都是日本大兵自己干的）让另十几万中国人的尸体“人间蒸发”，消除罪证。这种逻辑的矛盾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但至今没有一个人敢跳出来“自圆其说”。

【宣传战中的“南京大屠杀”】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南京大屠杀资料，就会发现有３０万中国人在南京死于日军的屠杀的证据是漏洞百出。或许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既然日军在南京没有进行过这样滔天罪恶，为什么我们现在会看到听到多如牛毛的铁证和幸存者的愤怒的控诉？这可以联系到当时日军和中国进行的不仅仅是一场战场战，而在舆论上，中日双方，更是剑拔弩张。日军力图把他们对中国的进攻和占领说成是正义的，是圣战；而当时那么多汉奸依附于日军的旗帜下，唯日兵马首是瞻。我们且不讨论有多少忍辱偷生的中国人没有死于日本兵的枪口下，最后却被中国人以汉奸罪处死的悲惨。但至少，当时兵荒马乱中仰人鼻息，汉奸的遍地开花，也真实反映当时的中国实情。中国人不但要当亡国奴，在精神上也有被奴役的危险。这时候，共党的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来宣传日军在中国是如何实行“三光政策”(实际上“三光政策” 也是中国人自己提出来的；日本人从来就没有下达或执行过这样的残忍到了极限的命令)的。而国民党也抓住了日军在南京屠杀俘虏和日军士兵对中国妇女的大量的强奸及个别士兵的屠杀行为大作文章。应该说，南京大屠杀是国共团结史最经典的一次合作。南京大屠杀给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意义是深远的。它的成功推出，首先，将日军在中国的战争行为定性为侵略，这在世界舆论中形成了重要的力量。其次，证据中的“南京大屠杀”惨况愈是空前绝后，愈能为中国军队在国际社会中找到了同情甚至得到军事干预的支持，也无形中巩固和坚强了中国人的抗日决心。南京大屠杀是中日战争中的宣传战上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它成为中国人万众一心共抵外侮的强心剂。这战时中国军队抗日的一张王牌；但在战后，我们却应该审时度势，重新面对在宣传中得到膨胀和夸大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和平年代的国家利益和战争时代的国家利益，已经不是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拉贝日记】

作为南京大屠杀的最直接的见证人拉贝，曾在１９３７且１０月１７日的一封信中提及：“如果他听说过大约100万～120万居民中至少已有80万人离开了这个城市，那他对现在城里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和几乎空荡荡的街道和广场就不再会感到惊讶了。”后来拉贝和他所在的世界红十字会都在相关的资料中反复说南京的战前人口。数据相差不大，从２０万到３０万甚至４０万。但无论哪一种估测，都没有我们今天的南京大屠杀的资深研究者的说法更令人瞠目结舌。他们信誓旦旦的保证南京在战前大约有６０万到７０万人口。战前离开南京的中国人只有四十万左右。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地理概念呢？我想，只要不是白痴，都可以拿出这样的拼图：安全区的范围占南京城的１／３左右。如果按正常人口分布。５５万中国人（遇难者３０万＋存者２５万）中除去３万左右的中国士兵，加上安全区委员会的统计大约有２０万中国人在安全区内。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大约有３５万人中国人在安全区外。这样的分布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一直到战争爆发和日军进城，安全区内的人数保持不变，并没有安全区外的人涌进来。而安全区外的人每天都被屠戮，被集体枪毙，他们却对近在咫尺的安全区避而远之。长达六周，却的血腥屠杀，却无一人跑进安全区，寻求保护，并向那些在十几位外国人保护下的人们讲述他们的悲惨的绝无仅有的被虐杀？从这幅地理拼图我们就可以得出在南京安全区外还有３５万中国人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这个事实成立，那世界红?d字会的安全区也就形同虚设。就是不形同虚设，作为主持安全区日常事务的那十几个外国人，他们也应该也有机会知道在安全区外，还有比安全区内的避难人数还多的中国人，滞留在安全区外任日本军队的宰杀。

但安全共委员会成员们在身临其境后却给出了一种与我们截然不同的说法。那就是安全区外的中国人所剩无几。因此，当后来日军统计南京人口里，又跑出来５万人。拉贝也觉得意外。拉贝和红十字会的人反复说南京只有２０万人口。拉贝在日记中说，安全区外已经没有人口了。拉贝的意思是说安全区外的人都跑进安全区内了。后来日军登记良民，拉贝又发现南京城还有２５万人口。也就是说，在安全区外，还有大约五万中国人在苟延残喘着。拉贝是安全区的主席。对安全区内的情况应该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了解，而对安全区外的人员状况，也不会一无所知。因此，有３０万人在安全区外消失，被处决，拉贝决不会一无所闻。而且后来，那幸存的五万人，也会为拉贝讲述日军在安全区外的暴行。但实际上，拉贝并没有得到这样的证据和资料。这又说明了什么？在拉贝的日记中，更多的都是日军强奸中国妇女的暴行。杀人的案例很少。后来，中国的一些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家们采信了拉贝日记中记录的很多惨无人道的罪行，却没有采信他多次斩钉截铁地说南京当时只有２０万左右的中国人。假如安全区外如果有３５万人口，作为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的拉贝怎么不会心急如焚，怎么不会为那么多还在战争危险中的中国人坐立不安？但从拉贝的日记中，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了解到，拉贝的全部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了安全区内那２０万难民身上；而安全区外，却再没有人让他牵肠挂肚。为什么呢？如果安全区外还有比安全区内人口还多的中国人，红十字会和拉贝会对此熟视无睹，会袖手旁观？所以，中国学者们的关于南京的安全区外还有３５万中国人的依据是站不住脚的。

据拉贝日记的记载，有几百名中国伤兵在交通部医院，被日军医生接管。他们接受了医疗。如果日军对那些中国战俘全部处决的话，却又在外交部红十字医院和军政部红十字医院等几家医院里对中国的伤病员给矛治疗，就很不现实了。见拉贝日记中关于日军医疗中国受伤士兵的情况——

“关于外交部红十字医院状况的机密档案
南京，1938年1月25日
1．病员：
医院里有300多名病员，全是受伤的中国士兵，其中的50人～60人已痊愈，但不允许离开医院。
2．工作人员：
中国女护士 21名
中国男护理员 40名
中国勤杂工 70名～80名
中国医生 约20名
日本军医 2名
日本男护理员 4名
3．食品供给：
中方工作人员每日两餐，分别在10时和16时，吃的是米饭和极少量的大白菜。只有屠大夫吃得稍好些。在中国医生当中，他有两个朋友，有时也会邀他们一起用餐。病员也是一日两餐，用餐时间相同，只有3碗很稀的粥。

军政部红十字医院状况：

一星期前还约有200名病员住在军政部医院。过去每天有3名外交部医院的女护士在日军士兵的带领下来到该院，最近一次是在一星期前。该院的状况据说很糟糕。伤员就躺在地上，除了一名中国医生之外再无其他人照顾他们。女护士只在换绷带时才来一下。美国海军电报发自：上海，1938年1月23日发至：南京，1938年1月24日大使馆(美国)致特里默大夫(鼓楼医院)”

在1月7日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 “截至今天，我们所能弄进去的只有大米，而护理人员、医生和医疗物资一律不准进入。根据接收医院时查明的情况来看，里面的死亡率相当高，只有轻伤员才有希望活下去，当然还得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没有紧接着就被日本人枪毙掉。根据报纸的报道，医护人员的护理是不错的，对伤员也还是有照料的，尽管这种照料是很不周全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也得到了护理人员的证实，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一直到今天仍然不准进入医院察看。”

虽然医院里也有杀戮，虽然日本的军医对中国的伤员的救治也不是尽心尽力的；但确实是在为中国的伤员治疗，而且被救治的还是的受伤的中国士兵。这种事情和惨无人道的屠杀三十万中国军民的事合在一起就是两种极端。或许有人说这是日军为了宣传安抚人心的需要；但请别忘了，如果是宣传，只需要找一家医院，找几个病人表演一下就足够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否看出，一边屠杀30万，一边却又在救治中国的伤员，这两件事一旦碰到了一起，恐怕就是连世界上再愚蠢的人，也不会相信。

在12月26日有拉贝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街上的尸体什么时候才能被清理掉！那个被绑在竹床上枪毙的中国士兵的尸体10天前就躺在距我的房子不远的地方，现在一直没有清理掉。没人敢接近这具尸体，甚至连红十字会都不敢，因为这是一具中国士兵的尸体。”这则日记内容表明日军根本就没有“焚尸灭迹”的动机。

而1月2日的拉贝日记中又暴出了震憾人性的内容：“两个日本士兵把我们的女病人拖到一所偏僻的校舍，用刺刀总共戳了她10下，4刀戳在她的脖颈上，脖颈肌肉直至脊椎被戳穿，一刀戳在手关节上，一刀戳在脸上，4刀戳在背上。这个妇女虽然预计会康复，但脖颈却不能弯曲了。这两个日本士兵以为她死了便弃置了她。但是她被别的日本士兵发现，他们看到她的惨状便把她送到几个中国朋友那儿，这些中国人后来把她送到了医院。(威尔逊大夫)”这则内容虽然证明了日本士兵的凶残，但也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些暴行是士兵个人的罪行；如果是命令执行对中国人“灭绝”，那这这个好事的日本兵还会多此一举，把这个被自己人伤害的人带到中国人哪里去救治，这不是公然违抗日军的军方的命令吗？

【魏特琳日记】

美国人魏特琳女士也是南京大屠杀最直接的见证人。她的私人日记也被中国人认定为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最强而有力的证据。她在１１月３０日的日记中写道：“据说，有２０万人留在了城里（南京）。”

１２月１４日，也就是南京沦陷后的第二天，她还可以和米尔斯“一起水西门去看看长老会在那里的房子。”并写下：“当我们返回时，在山谷附近看到了一具尸体，考虑到南京所经历的炮击，周围的尸体还不算多。许多贫穷或富有的住家门口都挂起了日本国旗，人们事先制作了日本国旗，悬挂起来，以期获得较好的对待。”在水西门，中国的学者一直鼓吹是日本人在此留下了“万人坑”。并有挖出的二百多具尸体为证。但我们的朋友，友人，和最可靠的证人魏特琳却让我们发现了水西门那里当年死于南京炮火的中国人也不在少数。中国人把所有死于１９３７年的中国人都当成了日军的罪行所为，这种把战争行为和屠杀行为混为一谈，甚至把死于自己军队手下的尸体也当成日本人的铁证，那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对于国内的爱国青年来说，死于自家人，那情有可原，而死于日本人，那就是世辈为仇了。

日本使馆的田中副领事对魏特琳说：“使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惟一原因，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十几位外国人。”从魏特琳的女士的日记中，我没有读到她在安全外看到尸横遍城的景象；相反，她还认为死在南京里的中国人并不算多，是正常的战争伤亡。如果这个时候，南京大街小巷都是中国人的尸体，那么，魏特琳为何对这十几万尸体一字不言？从拉贝和魏特琳的私密日记中，我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安全区内人满为患，安区外一片凄凉，不见人影。尽管每条街道都可以看到一两具尸体，但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往十几万尸体上联想。如果安全区外的人和安全内的人一样多，并且每天以上万的数字在减少，就会形成两个很客观的事实。第一个事实是红十字会的人会留下字面证据，但今天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证据，从他们留存的资料中，我们得出了在这样的结论：南京安全区外，并没有多少中国人，也没有发生大量惨绝人寰的屠杀。有的只是士兵的零星暴行。另一个事实是日军每天都在集体屠杀中国人，那些余下的几十万人不会在安全区外坐以待命，他们会别无选择的逃进拉贝的安全区。但拉贝并没有感到这种逃亡和躲命的慌乱、恐慌场面。这样的状态没有出现只能说明，日军并没有在安全区外进行“杀光”的政策。

２月１５日的拉贝日记中这样写：“星期二人们想知道究竟有多少中国士兵在守卫南京中牺牲了。今天早上我收到报告，红十字会估计，在下关有3万人被打死。今天中午我又听到另外一个报告，数万名中国士兵被困在燕子矶，没有船送他们过江。”这是安全区委员会对中国人在南京伤亡的最直接的证据。如果把这几万人去除，那在南京的中国人的死亡人数，可能也就在一万人左右。其中包括疑是中国军人的普通男性青壮年和被俘的中国士兵。但在下关和江边这几万中国人的死亡，我将在“下关大屠杀”一节中具体探讨。

【臭名昭著的焦土政策】

1937年（昭和12年）7月31日，蒋介石发表了汪兆铭的《最后的关头》的演说。目的是为非作了在全国人民心目中造成汪蒋将携手合作的印象。他们说：“最后的关头已经到来，应该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作出牺牲。吾人不应该公牺牲自己，全国人民应共同牺牲。每一个中国人、每一块土地都要化为灰烬，一丝一毫都不让敌人得到。”

魏特琳在１２月６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形容中国军队的：“美联社的记者麦克丹尼斯今天告诉我们，昨天他去了句容，所有的村庄里都空无一人。中国军队把村民带走，然后把村庄烧毁，这就是现实中的‘焦土政策’。农民被带到城里，或是经过浦口送到北方。今天晚上，我们接收到第一批难民，他们讲述了令人心碎的经历。中国军队命令他们立刻离开，如果不愿意，他们就被当做汉奸，并被枪毙。大部分人来自城市的东南地区。”

其实在南京，死于日本人的中国人不计其数，但死于中央军的，被中央军当汉奸处死的中国人又有多少？他们是否也被移花接木，变成了日本军队的暴虐的罪证？

【夏淑琴的个案】

就是以夏淑琴为例吧。她说她一家十几口都被日本人杀了。这是作为中方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来证明日本人在南京确实是实施了近乎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的。夏的灭门惨案也是当时的安全区委员会大书特书用来证明日军兽行的最令人发紫的一个证据。但是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同样可以反思到，既然是日军在南京的安全区外屠杀了近３０万人，那么，那不是几乎都是“灭门”的惨案，夏淑琴的例子还有什么典型可言？还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例外可言？很难想象，３０万中国人被集体屠杀，而安全区委员会还会天真的把夏淑琴一家被杀的例子拿出来控诉日军的暴行。这已经没有必要了。倘若如此看重夏淑琴这个全家被杀的个案，那就证明了日本士兵在南京城真的是有让中国人举国愤怒的国仇，但这个案例也同样证明了在安全区外，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被“灭门屠杀”的。如果不是“灭门屠杀”，安全区外又哪来的３０万中国人供日军屠刀使用？

【东史郎日记】

东史郎是南京大屠杀的日方的见证人。但他只说过日军士兵在南京有过灭绝人性的暴行。他的日记中还纪录了一个中国青年男性被他们塞进邮袋里活活烧死的惨剧。他没说这个死者是士兵，他也没说不是。不过据当时的意思，东史郎可能说日军这样为所欲为，还是有他们可以把平民当军人一样，有就地处决的自由和权力。但接着在南京沦陷后的十多天里，东史郎日记的中文版竟然一片空白。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空白，我不敢妄加揣测。但有一点是肯定了，东史郎日记证明了日军士兵在南京有过空前兽性的暴行，但却没有证明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中国的军民的事实。

我们再来看看东史郎日记中的内容：“传说在衡水的掠夺，连同桥梁的破坏，一共造成六十万日元的损失，这笔钱由军方向支那人支付。二十联队被证实为掠夺得较厉害的联队，以后连征用食品也被严格禁止了。严禁征用物品，使第一次在北支那的我们陷入了非常艰难的境地，因为即使没有粮食也不允许征用食品，其结果就是没吃的也要去战斗，而且不得不常常空着肚子。”

“不管怎样禁止征用，又不可能不吃东西。我们对这种甚为矛盾的命令难以理解。中队长对这个既不提供食物又不严禁征用食物的命令也感到困惑。但是命令就是命令，中队长准备严格遵守。困惑的中队长说：

‘我不允许征用食物。所有的人都要付钱。’

‘我也想付钱，可是没有人在，没法付。’有人说。

‘没有人收钱的话，就把差不多的数额留在住户家里。’

‘可是，杀猪又不知道猪是哪家的。猪在旷野四处乱跑。’那个士兵甚是不服气。

‘随便到哪里，总之征用东西的时候，要把钱留下。因为中队付给你们买食物的钱了。付钱的人可以提出来，中队会给你们的。’

日本军队在中国大地上征用东西还要付钱；这让中国人意想不到。事实上，国民党征收老百姓的物品是从来不用付帐的，那叫军队征集，为了抗日。日本军队在食品的问题上，都不肯“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而在南京发生的纵火和抢劫行为，并不全都是日本人干的。前期有国民党纵火，这有魏特琳日记为证，后来有中国平民疯狂的抢劫，这也有魏特琳日记为证。但日本兵在南京城确实有许多破坏行为，也有更多丧心病狂的暴行。比如强奸，杀人，放火，偷盗。但这些都是士兵背着军队的纪律偷偷摸摸干的。东史郎日记证明了这一点。

【慈善堂的埋尸纪录】

1937年~1938年在江东门一带的尸体掩埋情况是。

一、崇善堂的掩埋

收尸地点/埋尸 地点分别是：

（12月份）幕府西门到估衣廊/五台山；挹江门以东/城根；新街口以南/五台山；中华门以东/城根。

（1月份）北门桥至唱经楼/红土桥至北极阁；兴中门到小东门/城根；老王府至卢政牌楼/观音庵后竺桥东首；小膺府至莲子营/城根。

（2月份）鼓楼至大石桥/鼓楼及倒锁场浮桥等处；御史廊至高桥门/土城根南城；花牌楼及洪武门/三条巷大中桥城根等处；长乐路至半山园/城根。

（3月份）太平门至富贵山/城根及山脚；大树城至蓝家庄/城根；石板桥至尚书街/公园东边及浮桥；清杳城内东半边/附近各荒地菜园。

（4月份）中华门外兵工厂雨花台至花神庙/附近各荒地菜园；水西门外至群/附近各荒地菜园；中山门外至马群/附近各荒地菜园；通济门外至方山/附近各荒地菜园。

共掩埋尸体总数为112267具；其中男尸109363具，女尸2091具，孩尸813具。

慈善堂在日本被指责于南京沦陷前即已陷入停业状态。在埋尸方面，除了红十字会，别的埋尸团体概不为日本“虚构派”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认为：“只有红十字会从事了埋葬。”而且慈善堂的埋尸纪录都是在战后补上的，并非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但可笑的是一些中国的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家却找来证明“慈善堂”在南京真实存在的证据。我觉得这很没有必要。如果慈善堂掩埋了那么多尸体，安全区委员会们不会置身事外，片字不提；他们更不会底气十足的说在南京被屠杀的中国人，仅仅只有四万人左右。这就陷入了一个悖论，在南京最有势力最有机会接触中国人和掩埋中国人尸体的红十字会，对慈善堂掩埋了十几万中国人的尸体却一无所闻，而且还在这种孤陋寡闻的基础上，作出了日本在在南京大约屠杀了四万中国人的悲愤的控诉。你觉得这现实吗？

【世界红十字会的埋尸纪录】

二、 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救济队掩埋组掩埋尸体具数统计表：
埋葬地址 尸体具数 合计 月日 备注
男 女 小孩
中华门外望江矶 100 9 109 12-22 在城内各处收殓
中华门外高辇柏村 250 11 261 同上 同上
中华门外普德寺 280 280 同上 同上
6468 6468 12-28
上海河黑桥 996 2 3 996* 1-10 在上新河一带收殓
中华门外望江矶 407 21 3 431 1-25 在城内各处收殓
水西门外二道杆子 843 843 2-7 在水西门外河边收殓
上新河太阳官 457 457 2-8 在太阳宫河下收殓
水西门外南伞巷 124 1 125 2-9 在水西门外收殓
上新河二埂 850 850 2-9 因尸已烂就地收殓
上新河江东桥 1850 1850 2-9 在江东桥一带收殓
上新河棉花堤 1860 1860 2-9 因尸已烂就地收殓
汉西门广东公墓 271 1 272 2-11 在汉西门外一带收殓
水西门外大王庙 34 34 2-11 在水西门塘中收殓
下关渡固里 1191 1191 2-12 因尸已烂就地收殓
中央体育场墓地 82 82 2-14 在体育场附近收殓
上新河中央监狱 325 328 2-14 在中央监狱内收殓

*实为998

（以上资料摘自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

从上面的资料中不难看出，日军的屠杀状况和中国人的认定的屠杀状况是有很大不同的。中国人说日本兵是不分老幼，不分男女，一概杀之；但事实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这从红十字会的埋尸纪录中就可以见一斑。

【孙宅魏的人口论】

孙宅魏：江苏省科学院的智库专家。1940年10月出生，196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现任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顾问。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因为在日本流行中国南京城在日本占领前只有２５万人口的论据，又何来日本军队屠杀３０万中国人的铁证？应该说，日本人的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他们选择了拉贝日记和安全共委员会的档案作为他们的论证。但这样的证据在中国人眼中，仍然是为他们罪孽深重的行为狡辩。但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依据，中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在日本被论证为“２０世纪最大的谎言。”这个论证几乎成了日本人的公论。是一种近乎盖棺定论的腔调。

在这种背景下，从1986年开始，南京大学的高兴祖教授和孙宅巍花了5年时间在这道难题上。于是他们得出了南京城在战前大约有６０万到７０万中国人的结论。这个结论也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没有人意识到这个人口论是画蛇添足，没有人意识到，这个考查出来的证据，不仅仅证明了南京可以有３０万人被日军屠杀的可能，也证明了在孙宅魏五年大好时光的找查之前，南京有３０万中国人被屠杀的史实并不是一个滴水不漏的证据。但孙宅魏苦心经营的这个证据，不过是想证明出在南京真有３０万中国人被日本人屠杀的事实。这从一个侧面暴露了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并不是在千真万确的事实面前，而是由多年来一些专家和国人的臆测和共识酿成的。

你想想看，如果南京大屠杀在孙宅魏没有考证之前，是板上钉钉，那还需要他千辛万苦的去查证吗？这不是他妈的没事找事吗？

【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报告】

贝德士：1897年5月28日生于俄亥俄州，纽瓦克。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是一个创建成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指出日军在南京城犯下的魔鬼罪行。

“实际上，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早在1938年3月即已着手此项工作。委员会委托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史迈士（贝德士）主持此事。调查从1938年3月8 日开始，至6月15日截止。前后花费三个多月的时间。史迈士综合各项调查结果，编成《南京城区战争损失，1937年12月——1938年3月》（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area， December，1937 to March, 1938.Urban and rual survey, by Dr.LewisStrong Casey, Smythe and assistants, on behalf of the Nanking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 completed une, 1938. Shanghai, theMercury Press, 1938.table 4。）

贝德士在为此书撰写序言，其中有：“但是，国际委员会注意到，中国人已经发表的有关南京地区人民损害的报道，对日本人往往有排外的夸大的谴责；而那些由日本人发表的报道则把焚烧和抢劫说成是中国人干的，是他们大发慈悲圆心阻止。为了预防对于这个报告的可能引起争议的滥用，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列举的损害原因作详细而具体的陈述。

在紧靠南京城墙的市区，还有南京东南面的某些乡镇被焚烧，是中国军队作为军事（防御）手段造成的——其是否恰当不应该由我们判定。少量民从生命财产的损害，是由东南方向沿路军事行动造成的，还有连续4天的猛烈攻城。事实上，所有城内和大部分乡村的焚烧，都是日本军队逐次干的。（12月19日，进城一周以后，南京一真燃烧到次年2月初）在调查设限的时期内，整个地区的绝大部分推劫和所有施诸民众的暴行，也都是日本军队干的——至于政策名义上的合理不合理，也不是我们所能裁定。从1月初开始，逐惭有中国平民进行抢劫；稍后，特别是3月以后，燃料的争夺造成未住人房严重的结构性损害。还有，乡下终于出现严重的匪患。在我们报告的某些部分，业已说明这些造成损害的因素。”

这份战争损失调查资料的时间：农村的实地调查工作从3月8日至23日。城市的家庭调查从3月9日至4月2日，补充工作从4月19日至23日；建筑调查从3 月15日至6月15日。报告的主体为三部分，一是市区调查，包括人口、战争伤亡、就业与收入、留居南京家庭之损失，房屋与财产损失总计。二是农村调查。包括农业损失‘冬粮与春种（子）、战争与人、战争影响、城乡比较等。三是救济需要与救济项目产生的效果。。。第四部分是附录，包括：A、组织与方法的进一步注释；B、全家迁移；C、已利用之调查表格。第五部分是图表，共32种，条分缕析，极为细致。第六部分为地图，包括南京市和宁属地区两种。南京市区调查之家庭调查，共计949家，实际覆盖应为949*50+47450家。农村调查范围较广，包括江宁、句容、溧水、江浦、六合等五县。但六合因受治安、交通方面的限制，只调查了一半地区。每三个村调查一村，每十家调查1家，共调查950家。另外还对国际委员会申请救济的13530家进行调查。

正如史迈士在调查报告中所指出：“我们有理由认为，由于害怕占领军的报复，关于日军造成的死亡与暴行的报告偏低。实际的报告偏低已由于没有任何纪录幼童被残杀而非常凸显。”

南京地区战争损失调查表：

时间 死亡原因 受伤原因 抓走 伤亡总数 士兵暴行造成的百分比
（1937年——1938年） 战争 士兵暴行 不详 战争 士兵暴行 不详
12月12以前 600 / / 50 / / / 650
12月12、13 50 250 / / 250 / 200 550 91
12月14日-1月13日 / 2000 150 / 2200 200 3700 4550 32
1月14日-3月15日 / / / / / / 250 /
时间不详 200 150 / / 600 50 50 1000 75
总计 850 2400 150 50 3050 250 4200 6750 81
12月13日以后发生的暴行百分比 89 90

对三月份申请救济的13530个家庭调查的结果

项目 总计 每个家庭平均数或百分比
调查家庭数 13530
赈济家庭数 9256 3、7/每家，68%
房屋焚毁数：自有 405 3、0%
租赁 2487 18、0
总数 2892 21、0%

焚毁房屋价值 ￥1418146 ￥490/每家
金钱损失总数 ￥221663 16、38/每家
卧具损失件数 12321 0、91件/每家
男人被抓走数 1553 占16-50岁男性之19、75%
女人被奸污数 762 占16-50岁女性之7、84%
寡妇（赈济家庭者） 1524 占16岁以上的女性之14、1%


从此表可以看出，在这13530个家庭中，每5家就有1家房屋被焚毁，每5个16岁以上有劳动力之男子就有1人被抓走，每7个16岁以上的女性就有1人失去丈夫，每14个16—50岁妇女就有1人强奸。
再如表列被强奸的妇女数，考虑到中国传统的贞节观与怕丢面子，必定大大低于实际被奸污数。

因士兵的暴行而致死者二千四百人，被强行拉走后杀害者四千二百人，合起来共为六千六百人。这个数字告诉我们，死亡中的市民人数之多是出乎意料的。国际救济委员会本身也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根据他们推算出来的市民的死亡数大大少于实际情况。因此在其调查报告中加了一个注：“仔细统计掩埋在市内和城墙附近一带的尸体，有一万二千名普通老百姓死于暴行。其中不包括手无寸铁或被解除武装的数万名中国兵。”

“但在此一万二千名这个数字中也是有疑问的。当时，救济委员会成员、金陵大学贝茨博士（贝德士）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证，也提出一万二千名这个数宇，但正如已经介绍的那样，这只是在安全区及其附近调查结果所获知的情况， 并在附言中说；“其他，在市内还有许多人被杀，但我们无法调查被杀的人数。另外在市外也有很多人被杀。”

日本战败后不久，中国发表了关于在日华战争中初期损失的调查报告。韩启桐编著的 《中国对日战争损失之估计（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三年） 》（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第二十四种，一九四六年一月出版）就是这样一类调查报告。他说，在南京市及其附近五个县的死伤居民达三万七千八百二十八。这个数字是在《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中之第四表和第二十五表所示南京市及其附近四、五个县的死亡人数的合计，即南京市三千四百人，被强行拉走四千二百人，受伤三千三百五十人，共一万零九百五十人；附近四、五个县二万六千八百七十人。附带提一下，中国方面对“随便”发表上述数字——作为官方公布的数字——感到为难。


贝茨博士除提出上述数字外，还说：从掩埋尸体的情况来看，在南京城内外被屠杀的非武装人员不少于四万人，其中百分之三十左右系普通老百姓，其他为士兵（“便衣兵”）。

也就是说，贝德士始终认为，中国有平民大约一万二千名左右死于日军的暴行，这个估计的结果和拉贝日记中的描述相互印证。而贝德士等外国人士之所以认为日本在南京城屠杀了近五万中国军民,还是相信了在下关,堆积如山的中国人的尸体,都是日本人在作孽。当时的中国人和安全区委员会无一人提及在南京下关及附近江边那些密密麻麻的中国人的尸体是另一种原因造成的。他们都理所当然的把这些人的死亡的帐都算在了日本人头上。

【下关的“大屠杀”】

下关的死难者多被认为是因为日军的兽行。这其中包括日本的士兵和中国的官方及民间。但在下关发生的却是另一件旷古罕有的事。这样的悲惨是空前绝后的。是超过任何人的想象的。那就是中国守卫民国首都南京城的十万大军经过下关撤退过江时，却自相残杀，最后安全过江的只有几千军人。请看史料记载：

“由于下关与浦口之间，仅有几艘小火轮和200余条民船一夜之间要运送原定的两个师过江，已属不易。现在陡然又增了5至6个师的兵力，是根本无法完成的。更严重的是，此口一开，许多原定向东南突围的部队，均蜂拥至江边，其数量已达10个师约十余万人。“中山、中正马路上兵民混杂，枪场四起，秩序太乱。”挹江门前“人马愈停愈多。堵塞无隙地，不独车辆不能进退，人与人之间已无法转动。”“渡江时，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

负责掩护机关及直属部队渡江的第78军军长宁希濂鹄立江北：“遥闻隔江嚎恸之惨，唯有相向唏嘘，默然泪下。”据第3战区所撰的《南京会战经过概要》记载，近十万等待渡江部队，“终以人数过多，除一部渡江及泅水而过者，大部均作壮烈牺牲。

“人多船少，道途堵塞，为夺路争船，演出了战争史一幕少见的惨剧。”据卫戍司令部科长谭道平叙述：“查该军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全部官员为11986人，安全撤退的仅4937人。宪兵部队指挥人员，于事后总结经验教训说：”渡河准备不充分，致十余万大军云集江边，均无船可渡，不得已而扎筏，当时溺死于江中者甚多。”

站在维护南京大屠杀立场的日本人洞富雄《南京大屠杀》资料中，还有一个数字是日本军发表的关于中国军队的遗弃尸体数。举行南京入城式的第二天——十二月十八日，日本军发表说：“敌人的遗弃尸体不下于八、九万具，俘虏达数千人”。十二月二十七日又发表说，十万中国军队约有八万伤亡。其中遗弃尸体五万三千八百七十四具（南京日本会议所编：《南京》〔昭和十六年出版〕，第六二六至六二七页。华中派遣军报道部编: 《南京战迹指南》，第五至六页）；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说，遗弃尸体八万四千具。还有一个数字是前面已作介绍的，即南京宪兵分队队长、栎派短歌作家崛川静夫大尉所吟的：“弃尸八万，令人惊叹，有口难言。”

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出，在下头，大约有五万到八万的中国士兵死于自己的友军相击中（百姓死亡的人数无法统计。这些人死亡后的尸体在江中漂流，成为日本人销尸毁迹的另一铁证）；也是一些世界红十字会成员认为日军在下关屠杀中国人的最直接有证据。他们只看到尸体，没看到屠杀；当时但很自然的把凶手栽在日本军队身上了。那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中国军队在撤退时，竟然损失了绝大部分的军人和辜及了很多的平民百姓。这一点同样没有出现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很多中国人对这一无所知，但这并不影响到他们把这部分死难者当成了日本人兽性大发的结果。在这种自己人杀自己人的屠杀中，这些死亡者，并没有人为他们哀掉，却莫须有的把他们当成被日军屠杀中的中国人的尸体，从而更增对日本人的仇恨情绪。如果还有人试图争辩，说我们中国并没有将这些死难者统计在日军的暴行录里。那么，请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上的遇难同胞３０００００是什么意思？遇难就是所有因为日军侵略而造成死亡的中国人。因此，这些死于自相残杀的中国士兵和中国百姓，同样也是。但这样一统计，问题也出来了。那就是这几万人都是“正常”死亡的，并非被屠杀。如果这样来推算南京大屠杀，那么，南京大屠杀也应该由现在的３０万喊到２０万左右。

但如果我们从贝德士的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杀，如果他在得知死于下关的中国人并不是日本军队的疯狂，那么，他将会怎样重新评估死于日军暴行中的南京人呢？那时候，他会不会得出，真正死于日军暴行的中国军民，如果除去这成千上万死在下关的中国军民，还有多少人是日军兽行的牺牲品？

【抗战损失委员会的成立和数字南京大屠杀】

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在重庆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参政员黄炎培等建议政府速设搞战公私损失调查委员会，展开抗战损失调查工件。提案经大会决议通过并得到政府同意，最初由行政院主计处具体经办。自1940年起，每隔半年即就所收到的报告，及以前所获得的数字，累积汇编一次。至于作为专管机构的“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迟至1944年2月才成立。

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编译：《南京事件资料集》还介绍了“南京市政府就死伤者数致内政部抗战调查委员会的电文”（1946年5月4日），其中“南京敌军暴行被害者死伤统计”列举下列数字。下表作了如下说明：“本表由首都地方法院检查处、敌军罪行调查统计会及本会收集迄今三十五年（民国三十五年，即西历 1946年）为止的调查资料编辑而成。尚不未报告的不列入表中。”死者总计为295525名，亦即近30万。附表如下：

分类

死伤情况
合计 死亡 负伤
总计 295608 295525 83
男 224373 224333 40
女 65940 68902 38
幼儿 5295 5290 5

根据国民党的统计，南京有近30万人被日本军队屠杀。其中女性6万左右，男性在24万左右。问题就出在这。现在说南京战时人口的主要论据是南京大屠杀的专家孙宅魏的人口论。他说南京当时有60万到70万的人口。这样的推论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我们按他那南京当时有60万人口推论。先去掉3万逗留在南京城内的中国士兵。那么南京也就只有57万人中。已经有很多资料表明战期间壮年逻辑性是死亡最严重的群体。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中也记载过关于中国的男性被抓去当兵的惨况：其中一家三个适龄的男子被抓去充军，而作为日本人的东史郎也曾经惊诧万分的对我们讲一个只有十六岁还没成年的中国小孩作为中国军人倒毙在战场上的奇事。南京的男性人口很少，都被抓去当兵或者战死了。但是我们仍然按1：1的比例来推测。57万南京人口有28万的男性，28万的女性。这样，答案就水落石出；也就是说，当时南京的28万女性如果除去了6万死亡人数，还有22万。换句话说，南京幸存者几乎都是女性。如果再加上老人和孩童，那么，南京幸存者将无一个壮年男性。如果是70万，那更可怕，因为幸存的女性将超过26万。这个数字将比整个南京的幸存者之和还要多好多。所以，正是国民党伪造的这个不堪一击的死亡记录，暴露了南京大屠杀的数字是被“吹嘘”过的。

田中正明：“南京大屠杀”之虚构（讲演）

摘自新华出版社，1997年11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日]历史研究委员会编东英译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1997年12月第一版。中文译本对原书未作任何删削。

主持人：大家都认识这位田中正明先生。田中先生1911年出生于长野县，今年已83岁高龄。田中先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忧国忧民之士，他从年轻时就开始投身于亚洲的解放事业，还作为士兵奔赴中国战场，参与策划战事报道，战后曾历任南信时事新闻编辑长、拓殖大学讲师等职务，同时积极参加著述活动。

特别是致力于查明南京事件的真相，他从自身的体验出发，针对史实中大量歪曲的事实，著书立说，出版了《虚构的南京大屠杀》和《南京事件总结》，并积极发表演讲。田中先生的确是一位令人由衷敬佩的忧国之士。

下面，我们再谈谈南京事件。（田中指着南京地图说）这是南京的城墙。南京有多大呢？南京虽是首都，但面积十分狭小。南京有东京世田谷区的五分之四大小，比世田谷区还狭窄。从东京的角度来讲，相当于大田区。从城市角度讲，相当于镰苍市，南京的面积只有40平方公里。

我曾数次到过这里，从中华门到扬子江畔的门户——挹江门，这条道是主干道，它被称作中山路。中山是孙文的名字。在这座山（紫金山）上有孙文的陵墓，叫做中山陵。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就能从南走到北。这是条横向的主干道。步行一小时就能从中山门走到汉中门。南京就是这样一个狭窄的城市。请大家记住这些。

12月13日南京被攻陷的日子。1937年12月12日，太阳旗插在了南方西南城墙的一角。南面各门被攻破是在12日清晨。松井大将在12月 9日早晨，通过飞机撒发传单。传单上劝告唐生智军队说：“城内有妇女、儿童、还有外国的权益。请打开城门，和平受降。我们等到10日中午。如果在10中午之前没有回话，我们将发动总攻。”

此前，南京市长马超俊在12月 1日命令全体市民，带着寝具和餐具移居到设立在市中心官厅街的“南京国际安全区”。这个南京安全区是由15名第三国人（7名美国人、4名英国人、3名德国人、1名丹麦人）管理的避难地。这里面还有金陵大学，美国的大医院和高等法院。由于日本的领事馆以及其他政府建筑物林立于此，所以马市长命令市民移入该区。

马市长将米、面、盐、钱和若干巡警委托给由这15人组成的国际委员会。马市长说：“请你们靠这些生活吧！”所以，如果进入这个安全区，就不会挨饿，也没有危险。这就是剩存的市民都躲进这个地方的理由。国际委员会的记录对外宣称进入该地方的市民有20万人。

……

若是仅仅逃跑还算好。在中山路一带，一些士兵脱下军装、脱掉军鞋逃入上面所说的安全区。这些人被称为便衣兵。就是说，这些士兵脱下军装和军鞋，然后藏起枪支，去抢夺普通居民的衣服。为了抢夺普通居民的衣服，中国士兵还杀害了抵抗的中国人。外国人看见了这种情景。总之，估计约有五六千名战败逃跑的便衣兵窜入了安全区。从脱掉的军装数量上便一目了然。

大部分军队是朝着长江逃跑的。这是挹江门，它有三个门，挹江门是大门。但是，唐生智为了防止中国士兵随便逃跑，将门塞住了。那怎么办呢？由于逃跑的士兵必须爬上城墙，从城墙上跳下去，于是他们或是将军装系在一起，或是将绑脚连在一块，当做绳索悬吊而下。由于出现了莫明其妙的慌乱，约有二三百人陈尸城下。此外，在城内被督战队打死的也为数不少。

越过这道难关逃出城外的人遭到了佐佐木支队的机枪扫射。因此，许多支那军人在这里死于非命。死里逃生的士兵，抓着尽可能抓到的东西准备横渡长江逃向浦口。小船和木筏自不必说，包括桌椅在内只要有漂浮的东西士兵们就死命抓住。第三舰队逆江而上对其进行攻击。因此这里尸横遍野。这就是为何后来出现了南京大屠杀的谣言，这是战争。

后来，躲过杀戮顺利逃走的一队士兵沿长江南下。所以，他们在新河镇遇到了鹿儿岛的45团。在防堤上展开了惨烈的战争。日本军队中包括中队长在内的80 名士兵几乎全部都战死在这里。 敌人留下 3000多具尸体逃走了。后来中共政府在附近的江京门建立了所谓30万人横遭屠杀的纪念馆。在巨大的玻璃橱窗里堆满了遗骨，据说这些就是被屠杀者的遗骨。其实这些什么都不是，这些不过是新河镇战死者的遗骨。此外，南京战役以在幕府山抓获大量俘虏而告终。

由于中山陵是孙文的陵墓，所以建筑气势恢宏。也许大家去南京时会看到，与日本的神社并不一样。这是一座用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建造的宏大的建筑。在其附近还有明代的孝陵。由于松井大将命令进攻中山陵座落的紫金山时禁止炮击，日军费尽千辛万苦才占领了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枪击或炮击中中山陵，中山陵就会毁坏，日军遵守了这个规定。

20万市民安然无恙金泽的7团进入了安全区， 按照松井大将的命令在安全区的所有出口设立了哨卡， 闲人免进。然后，14日必须查出逃入这里的逃兵（便衣兵），请大家好好记住这些。这些人不是俘虏。日本的教科书上写的是“放下枪的士兵”。“放下枪的士兵”就是便衣兵，按照战时国际法规定立即处死便衣兵是最恰当的。

作为军队和军人要有四个条件。一是，必须整齐穿戴军装、军帽等。二是，必须有司令和统帅。三是，必须有军纪。最后是，必须公开持有武器或兵器。偷偷藏有手榴弹，让人麻痹大意，然后悄悄地扔出去。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原谅的。出现这种行为的不是所谓的军人。所以他们没有做俘虏的资格。处决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日军查出这些人将其枪毙。

14日， 从安全区中拉出250人。但是，据查这些人都是士兵。军官已巧妙地逃走了。然后进行搜查，从安全区陆续找出了手枪和机枪。所以，我们认为这很危险。15日休息，16日又搜查了一遍。日本的记录是被查出的士兵有1200人。我们将这1200人拉出去枪毙了。

当时，据中国翻译介绍，有的人额头上有军帽留下的痕迹，有的人有枪伤，或者年轻的看起来像是军人，还有发广东口音的。就是说，南京守备队中有很多广东兵，所以按照这些标准我们甄别出了要找的士兵。但不知是否有普通百姓被误选进来。但是，正因为有这种情况，所以才绝不允许便衣兵的存在。这是战时国际法严令禁止的缘故。此外，12月24日第三次查出约2000人，但是这2000人被送进了俘虏收容所。

从12月13日到翌年2月9日的58天里，这个国际安全委员会的15个人每天都写日记，每天都向日本领事馆告发日军的罪行。据说，包括道听途说在内的日军犯下如下罪行：杀人49起，伤害44起，强奸 361起（集体被强奸3起，多人被强奸6起），将人强行带走390起（集体被强行带走1起，多人被强行带走2起），掠夺及其他170起，杀人只有49起。在哪里也算不上大屠杀。

其中，在松井大将的严令下，安全区没有发生一次火灾，没有互相枪击的事件 ，没有爆炸声 。在这里居住的对外宣称20万的市民全都安然无恙。

国际委员会的委员长叫拉贝，德国人。他向日军发出了感谢信，信中说：“安全区里是安全的，这里没有发生一次火灾，也没有人被子弹击中。非常感谢。”市民全都是安全的。

而且，根据国际委员会的记录，对外宣称20万的市民大约在一个月后，即1月14日这天达到了25万人。增加了5万人，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迄今隐藏到各处的难民由于重新见到了和平而从各地归来。大屠杀全是捏造的谎话。

诸位，请看看我写的这本书名为《朝日新闻报道“重现和平的南京”的摄影集》的书。战后《朝日新闻》始终报道南京发生过大屠杀，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所以南京大屠杀的内容被载入教科书，南京大屠杀仍旧成了既成事实。当时的《朝日新闻》在一个月内5次刊登了如实反映被占领的南京情形的组照。日军是在12月13日入城，入城后的第五天《朝日新闻》已用半版篇幅刊登了五张照片。第十天又用半版篇幅刊登4张照片。

南京被占领第五天刊登的照片是昭示着和平的照片，照片的内容是中国难民陆续返城，农民正在耕地，理发师在街头设摊营业，孩子们在正在游戏。第10天的照片上反映的内容是日军给中国俘虏喂饭，给中国伤兵看病，士兵与中国儿童欢快地游戏。这些都是南京事件的第一的史料。

在南京陷落的12月13日共有 120名摄影师、报纸记者和杂志记者等所谓新闻界人士进城采访。尽管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但这些人大家想必都很熟悉，他们中有评论家大宅壮一，诗人西条八十、草野心平，再加上杉山平助、木村毅、林芙美子、小林秀雄、野一秀一、石川达三这样五些小说家和评论家。

120 名摄影师、报纸记者和评论家进入了狭窄的南京市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见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情景。没有一个见过屠杀的场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恐怕就是说没有发生大屠杀啦！

下面我想说一说，并不是只有日本说不存在南京大屠杀。参加南方战斗的中方军队是国民党军队。参战的最高级军官是何应钦上将，就是大将。用日本的情形来讲，何应钦身兼陆军大将，总司令和陆军大臣数职。何应钦做了军事报告。这份报告里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当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杂志、报纸和报告里都详细地讲述了战况和被害情况。但是，无论怎么找上面都没写存在南京大屠杀一事

当时，有国际联盟这个组织。它是现在的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的成员几乎全部反日援蒋，是中国的朋友。1937年8月，国际联盟第8次大会召开之际，支那就北支那事件提出起诉，会上甚至通过了《抗议日本的对日宣言》。此外，第二年，即 1938年 1月由英、法、苏、中四国成立了“支那事变问题小组委员会”，说什么日本轰炸广东和南京的非军事设施，岂有此理 ，甚至提出了抗议。但是，字里行间却只字未提南京大屠杀一事。

五年前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当时的骚乱如何？世界报纸，特别是重视人权的美国和英国等报纸一个劲地批评中国的行动是无视人权的行为。天安门事件是一个只有几百人死难的骚乱。而对所谓的南京大屠杀竟没有丝毫的抗议。日本的教科书写到，当时日本遭到了世界的指责。

我与外务省亚洲局长藤田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辩论。我问藤田局长：“抗议来自何处呢？请让我看看证据。如果日本遭到指责，那么就应该有指责日本的文章啊？”我在外务省的资料馆里进行了查阅，但没有发现对南京大屠杀的指责和抗议。看看资料，却发现美国大使馆的汽车由于日本军队的关系被盗，或者弄得伤痕累累，日方甚至给予了赔偿。但对南京大屠杀一事却只字未提。

阿罗（健一）是我的同志，他手头有《纽约时报》、伦敦的《泰晤士报》、以及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这些都是当时最反日的报刊，上面尽说日本的坏话。此外还有《星期日快报》。据说，他曾经查阅了这四种报纸和杂志从12月13日到第二年 2月底的每一期。社论当中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据说报道当中丝毫也没有提日军屠杀和如何处置妇女和儿童的内容。

阿利森是美国的大使，他曾经遭到日军的殴打。然后众所周知，支那士兵乘坐着美国的“帕内”号军舰和英国的“瓢虫”号军舰逃走了。日军对其进行了炮击。因此，舰被击沉，日本进行了赔偿，引发了严重的事件。这次事件虽被炒得很热，但据说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却没有只言片语。

但是，8 年后日本战败开始东京审判时，总之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却成了在南方犯下滔天罪行的恶魔般的军队。见到女的就强奸，见到男的就枪杀，见到东西就抢走，见到房屋就放火……。只有日本人深感到羞愧而显得日渐渺小。

当时，占领日本的盟军司令部对言论的管制是非常严厉的，绝对禁止抗议，绝不能说这是谎言或者胡说。当时没有电视机，只有收音机。每天晚上都要听到“真相如此”之类的广播。这些是盟军司令部写好脚本让国民听到的。那个“真相如此”的脚本实际上是让人听得不耐烦的残暴的日本军队形象。因为，如果不这样日军的暴行就无法与屠杀了 600万人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相提并论。

遗憾的是，这种东京审判史观仍旧在日本国民的头脑中留有深深的烙印，仍有很多人相信中国所说的白发三千丈式的战时的夸张的宣传。针对东京审判而捏造的报告现在我谈谈东京审判。东京审判是怎样捏造南京大屠杀的证据的呢？

1945年11月中国在南京成立了“南京敌人（日军）罪行调查委员会”。

这个调查委员会汇集了警察、律师协会、医师会商工会议所、青年团，还有红十字会和自治委员会等14个团体，呼吁市民告发南京被占领时的被害情况。

“看到日军杀人等，什么都可以，请说说日本的恶行”，尽管他们反复宣传并诱市民讲述日军的暴行，但却没有人说。中文的原文是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的： “（这些人）就像冬蝉一样缄口不语”。其实不是这些人不说，而是没有这回事所以说不出来。于是，调查委员会改变了方式，他们开始千方百计地制造数字。

他们首先在红十字会埋葬的尸体上做文章，统计红十字会在哪里埋葬了多少人等并将其内容写成报告，做成一览表。统计结果是红十字会大概埋葬了4.5万具尸体。于是便将这些死尸都当作遭受屠杀的死难者的尸体。另外，南京有一处名为崇善堂的殡仪馆。据说，这里埋葬了11.2万多具尸体。当时既没有推土机又没有卡车，你们想他们是怎样挖掘能装下11万人的大坑并将其埋葬的呢？从常识来考虑这也是很离奇的。

8 年后进行东京审判的时候，他们制作了统计表。统计表上写着哪里杀害了多少人，其中妇女有多少，男的有多少，儿童有多少。你们认为这种东西值得信赖吗？东京审判结束后不久，假面具终于被揭开。《产经新闻》进行了大量报道，评论家阿罗了解到，在中国发行的南京市政府的文件披露，当时也就是1937年到1938年期间，这个被称作崇善堂的团体处于休业状态，根本没有开展活动。所以，11.2万多人的数字完全是捏造的虚假的数字。

诸位，这也是句玩笑，有一个人说“我一个人看见日军杀害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57818人”。这个数字是怎样查出来的呢？（笑声）现在这位声称“看见57818人被杀”的人竟堂而皇之地成了证人。刚才，我说过在这里（新河镇）发生过战斗。日本的中队长也死于这场战争。敌人死了约3300人。这里好像是湖南省木材商扎筏子让木材顺流而下的地方。来这里看木材的两位木材商吃惊地看到许多支那士兵的尸体。

后来他们说：“我们在新河镇掩埋了 28730具尸体。”就是说死尸的数量由3000人膨胀到 30000人了，增长了10倍，而且都是由他们俩人埋葬的。两个重复就形成了34万人被杀这个数字。这些数字还被分成三项，可我怎么计算也算不出34万人，而是 25.33万人。他们竟然连简单的加法都会算错。

后来，东京审判的检察人员和法官们都认为不能将这个数字原封不动地看作是日军的罪行，怎么办呢？于是决定减刑。清濑先生将多数判决称为6人委员会的判决。就是11名法官当中的6人委员会，即美国、英国、苏联、中国、新西兰和加拿大 6国的法官聚集在一起决定的判决。

那么，剩下的法官怎么办呢？据说，剩下的法官如果有意见，就书面提出异议。法国的贝乐纳尔法官私下里透露，11名法官从未聚集在一起，商量如何定罪、对谁处刑、罪定为几级等问题。荷兰的洛林法官提出不同意见说：“广田弘毅是爱好和平、心怀坦荡的人，在他担任驻荷兰大使时受到了荷兰人的尊敬。荷兰有一种郁金香的名字同广田同音。将这位与郁金香同名的广田处以死刑是怎样一回事呢？他是无罪的。其余 6人被处以死刑也是不当的，应该减速刑。”

地位举足轻重的审判长——澳大利亚的韦勃也被 6人委员会排队在外。他也提出意见说，与纳粹德国战犯相对比日本战犯的量刑过重了。帕尔博士说，“全体无罪。这种审判算不上审判。”帕尔法官并不是从感情色彩出发讲这段话的，他提出了“何谓侵略”、“何谓战犯”等问题。他那篇引用世界各国国际法学者文章的长篇讲话，是比由 6人委员会决定的多数判决更具权威的判决书。

据说，帕尔法官的判决书有60万字，诸位如果想看的话，讲谈社已在学术文库中将其分做一下两卷出版了。总之，11名法官当中只有 6人委员会的6个人经过商量认为有罪，其余5个人则各执己见。东京审判就是这样一种审判。是一次不能称作审判的审判。此外，6 人委员会还南京事件是日军屠杀了20多万中国军民的事件。

然而对松井大将的判决又是怎样呢？判决书上说，松井大将统率的日军屠杀了10多万中国军民，将屠杀的数字减少到一半。有这样荒唐的审判吗？为了要判处一样将军绞刑，一会把屠杀的数字说成是20万，一会又说是10万，这就是东京审判的真面目。

最后，我想引用帕尔法官判决书的最后一段话来结束我的演讲：“当时间淡化狂热与偏见，理性揭开虚伪的面纱，只有那个时候正义的女神才会在维持公正的基础上 ，要求改变过去的诸多赏罚。”帕尔先生所说的“那个时候”正在走来，它一定会到来。还有许多话想说，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讲这么多。如果有问题，请各位指教。讲得不好，请诸位原谅。

（鼓掌）

大屠杀派的谎话照片和证言
大虐殺派のウソ写真と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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